有讀者向本報舉報，稱有人可代辦正規體檢中心的健康證。經過暗訪，本報兩名記者在向代辦人分別交納了幾百元的代辦費后，一位未完成抽血項目檢測，一位未參加任何一個體檢項目，均拿到了朝陽區疾控中心體檢中心辦理的健康證。朝陽區疾控中心體檢科負責人承認工作存在疏忽，并表示會盡快調查此事。     健康證是進入某些特殊行業的資格證。為某些特殊行業設立健康門檻，雖少數有歧視之嫌，但不可否認，健康門檻是很有必要的。所以，在健康證上造假，其實隱含著社會風險。     體檢盛行“替檢”，固然是身體有問題的體檢者所促成，而所暴露的卻還有很多社會的“沉疴”。一為“制度沉疴”。對于用人單位來說，如果求職者的健康狀況很重要，則體檢過程顯然應該更嚴格，不能由求職者自己去做，讓其輕易“替檢”。對于提供體檢服務的醫療機構來說，須知每一份健康證不僅牽涉到求職者的工作問題，更有可能對應著重要的社會性崗位，一旦發生問題，可能就會有許多人受到影響。既然如此，怎能如此敷衍了事，甚至為了一點蠅頭之利便置公共安全于不顧！要真正糾正這兩點，顯然需要更嚴格的制度執行。     當然，“替檢”成為現象，有一個背景不可不察，即某些單位對乙肝病毒攜帶者根深蒂固地歧視。報道顯示，在尋找體檢槍shou的體檢者當中，乙肝病毒攜帶者占了大多數。倘若如此，則這又涉及到社會的“觀念沉疴”問題。目前，從理論上說，很多人已經知道“乙肝病毒攜帶者沒有臨床癥狀，肝功能正常，不會因一般的生活接觸、共同學習工作等對周圍人群構成威脅。”但對不少人來說這也僅僅停留在“理論”上，目前許多單位的入職體檢中，依然保留著此檢測項目，使得許多乙肝病毒攜帶者無奈之下只好求助尋求“替檢”以蒙混過關。     除以上兩點外，亦有些許“法律病”和“道德病”存在。就前者，按《就業促進法》，傳染病病原攜帶者仍然具有就業權；而按《勞動合同法》，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。體檢當中“替檢”盛行，或是說明《就業促進法》維護不了這一特定人群的就業權，或是說明《勞動合同法》維護不了用人單位的知情權，無論哪種情況，法律都難免尷尬。就后者，如果很多人都在用欺騙手段謀取自身并不適宜從事的職業，則其中的道德滑坡趨勢，亦很明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