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嚇一跳。12月11日，在報上讀到一則《“替檢族”違規辦出健康證》報道，稱如今在北京，只需幾百元便能辦到正規的健康證。上網一查，果然如此，如報道所述，到處都有代辦健康證的網帖，不少體檢槍shou還開起博客，公布了聯系方式，甚至聲稱有“專業團隊”。健康證是進入某些特殊行業的資格證。為某些特殊行業設立健康門檻，雖少數有歧視之嫌，比如某些行業對乙肝病毒攜帶者的設防，但不可否認，其他大多數的健康門檻都是很有必要存在的。試想，如果身有傳染性疾病者做了廚師，重度色盲分不清紅綠燈者當了司機，有了嚴重皮膚病卻仍然從事美容……搞不好就會害人害己。所以，在健康證方面造假，往往隱含著一定的社會風險。體檢盛行“替檢”，固然是那些身體有問題的體檢者所促成，而所暴露的卻還有很多的社會病。一為“制度病”。對于用人單位來說，如果求職者的健康狀況確實是很重要的，則體檢過程顯然應該有專人組織進行，不能由求職者自己去做從而讓其獲得了“替檢”機會。對于提供體檢服務的醫療機構來說，更須知每一份健康證不僅牽涉到一個求職者的工作問題，更有可能對應著一個重要的社會性崗位，一旦發生問題，可能就會有許多人受到連累。當然，“替檢”成為“現象”，有這樣一個背景不可不察，即某些單位對乙肝病毒攜帶者有根深蒂固的歧視——有報道顯示，在尋找體檢槍shou的體檢者當中，乙肝病毒攜帶者占了大多數。倘若如此，則這又涉及到社會的“觀念病”問題。目前，從理論上說，很多人已經知道“乙肝病毒攜帶者沒有臨床癥狀，肝功能正常，不會因一般的生活接觸、共同學習工作等對周圍人群構成威脅”。但對不少人來說這也僅僅停留在“理論”上，當前許多單位的入職體檢中，依然保留著此檢測項目，使得許多乙肝病毒攜帶者無奈之下只好求助尋求“替檢”以蒙混過關。就這一觀念誤區，還有一點或亦不可不察，即乙肝病毒攜帶者自身對此的認識問題。目前似乎存在一種現象，即乙肝病毒攜帶者的“自我歧視”，有些人之所以尋“替檢”以謀求“無污點”的身體證明，并不是入職單位有這樣的要求，而只是由于自己想隱瞞。當下背景下，這種隱瞞的愿望未必是錯誤的，但反過來看，這種做法又未嘗不加重了社會對乙肝病毒攜帶者的歧視氛圍。其實，恰如有乙肝病毒攜帶者所言，“不應先自己被自己歧視了”。該人群應該理直氣壯地宣傳醫學科學，更應該理直氣壯地主張自己的求職權利。除以上兩點外，亦有些許“法律病”和“道德病”存焉。就前者，按《就業促進法》，傳染病病原攜帶者仍然具有就業權；而按《勞動合同法》，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。體檢當中“替檢”盛行，或是說明《就業促進法》維護不了這一特定人群的就業權，或是說明《勞動合同法》維護不了用人單位的知情權，無論是哪種情況，法律都難免尷尬。就后者，如果很多人都在用欺騙手段謀取自身并不適宜從事的職業，則其中的道德滑坡趨勢，當然亦是很明顯的。